寻找“最贵之宅

一心学风水

考察龙之贵贱，结作大小，不以形式论之，而应审其内容和本质。蒋氏故居前朝虽然没有明显的案山，只有朝山，但不影响其成为大富贵地的事实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中国的风水理论，盛于唐宋。明清时代，秉承古代风水学精髓的风水学派繁花似锦，但伪学也多，著述屡有谬误，明代王君荣的《阳宅十书》就是其中之一。书中有云：“凡宅左有流水，谓之青龙；右有长道，谓之白虎；前有污池，谓之朱雀；后有丘陵，谓之玄武；为最贵也。”这种被现代学者广泛引用的“最贵之宅”究竟在何处呢？蒋氏故居砂水虽美，但条件显然不符；不仅如此，本书所涉伟人之阳宅，也无一相符；余览遍天下名宅，尚未发现有合此规理之例。是《阳宅十书》的观点有问题，还是人们在实践中出了差错？显然是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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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贵之宅”说的出现，使广大风水爱好者感到疑惑不解，也很快招致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。清初钮琇《觚剩·相墓四大惑》，就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，文中指出：“‘前有污池，后有丘陵，东有流水，西有长道，谓之正穴。’然岩居者绝少围潴，泽居者难求崇阜，居在山水之间，又安能恰兼四者之有？而必曰‘此为正穴’，一大惑也。”
阳宅是否“最贵”，非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“四象”形状所定，而取决于龙的出身，此为风水中千古不易之理。有最贵之龙，左右无长道、流水，前后无污池、丘陵，亦可成最贵之宅；反之，无最贵之龙，纵有千万美景，亦无最贵之宅。当然，单就“四象”而言，“前有污池”，为聚气；“后有丘陵”，为有靠，若龙本贵，二者作为“最贵之宅”的条件是说得过去的，或许能成为“最贵之宅”的有力佐证。但将“左有流水”，“右有长道”作为最贵之宅的要件则显然欠妥，这种论断不但过于绝对，实践中也极少相符。
) o& H! d7 H7 J0 E2 o& h! ?' }1 }3 F有宋以来，风水界尚无人对堪舆大家郭璞的经典著作《葬书》中关于“四象”的精辟论述提出挑战。从另一个角度上说，《葬书》实际上也是几千年风水实践的经验总结，是前人智慧的结晶，代表了风水理论的最高境界，其原则原理至今仍对风水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对《葬书》中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定义的正确理解是：左方青龙为贵神，应当高大蜿蜒，屏蔽有力；右方白虎为凶神，须适当降伏低头，温驯拱卫，不可欺主；前方朱雀为明堂朝应宜翔舞团聚，向自身有情朝揖；后方玄武为本身靠山要垂头受尸，忌空旷缺陷。
《葬书》虽然明确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“四象”的定义和衡量的标准，但在平原和城市中区分界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“四象”时，显然遇到了问题，或者说在理解运用中出现了分歧。那么，是否可以延伸《葬书》的定义，另立一说呢？这，就是《阳宅十书》“最贵之宅”论的主要目的。
其实，阳宅与阴宅的选址原则，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。在阳宅实践中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，或采取与阴宅迥然相异的做法。《阳宅十书》“最贵之宅”说反映了作者对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“四象”的一种理解，其描述的现象可以认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别于郭璞《葬书》的某种例证和客观存在，是《葬书》“四象”涵义在阳宅实践中的一种补充和完善，但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普遍规律，更不是风水实践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标准。
( l/ e. m; r, x4 u. |) t8 H任何一种风水术，既源于实践，高于实践，又从来不包医百病。风水学必须与时俱进。企求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，成功做法可以一成不变，既无此可能，也不切实际。一厢情愿地照搬照套前人经验，其结果只会给风水理论研究带来不必要的混乱，将风水实践引入死胡同。
很明显，对后人影响颇大的《阳宅十书》，其中所谓的“最贵之宅”是不能成立的。其谬误就在于舍本求末，混淆了风水的现象与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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